An Empirical Study of Attitude and Motivation and English Learning of Ethnic Minority Students in Yunnan, China

原一川

2009年1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Jan. , 2009
第41卷第1期(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 41 No. 1 原一川1,　L. Lloyd3 , 尚 云1,　袁开春1,　黄 炜

论文摘要：本文采取问卷(questionnaire)的方法考察了云南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的态度和动机类型以及英语水平的差异。受试者（subjects/participants）为7所中学的506名彝，壮，苗和哈尼族高，初中生。问卷包括 35 个有关为什么学习英语的问题，主要根据Gardner/Lambert的二语习得量表(scale)编制(adapt)而成。我们用 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of social science)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factor analysis)和单元方差分析(ANOVAs)，以探索动机的类型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异同。因子分析得出八种态度和动机类型，分别是：家长/教师的期望动机（parents/teacher expectation）、学习焦虑动机（study anxiety）、对英语为母语的人的态度(attitude to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内部动机（intrinsic）、对本民族认同的态度(attitude to ethnic identity)、教学因素动机（teaching factors），融合性动机（integrative）和对外国语/文化的态度(attitude to foreign language and culture)。单元方差分析（ANOVAs）表明，这四种少数民族在英语水平和学习动机有显著差异（significant differences）；学习态度没有显著差异。皮尔逊相关系数表明(Pearson Coefficient Correlation)，这四种少数民族的英语成绩与家长/教师的期望动机、内部动机、对本民族认同的态度和对外国语/文化的态度呈显著(significant)正相关关系(positive relationship)；而同学习焦虑动机和对英语为母语的人的态度的关系是显著负相关(negative correlation)。但是，这种相关较弱。多元回归分析显示(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影响少数民族学生英语成绩的前三个最重要的预示因子（predictor）是：学习焦虑，对外国语言和文化的态度以及内部动机。

关键词（key words）：英语学习、态度/动机、云南少数民族中学生

加拿大的心理学家Gardner /Lambert (1972，1985；Gardner & Smythe,1981；Gardner, 1985)首先提出了第二语言习得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教育学的经典理论(classical theory)：学习态度影响学习动机，学习动机又反过来作用学习态度，学习态度和动机与学习成绩和语言水平关系密切，持有融合型动机(integrative motivation/orientation)的学习者的第二语言能力要高于持有工具型动机(instrumental motivation)的学习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提出需要更广泛地借鉴心理学理论，来扩展Gardner (1985)的经典动机模式（Oxford & Shearin, 1994; Dornyei, 1990，1994, 1998，2001; Clément, Dornyei & Noels,1994; Tremblay & Gardner1995; Nunan, 2001; Gardner, 2001; Deci and Ryan， 1995, 2006； Noels, 1999，2001；）。匈牙利语言学家Dornyei（1990）博士建立了外语学习的态度和动机的理论，即持有工具型动机的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比持有融合型动机的水平高，因为外语学习有别于第二语言习得，外语学习的工具性大于融合性，语言环境也完全不同。最近，美国学者Noels 及其同事(2001) 提出了新的观点：第二语言习得/外语学习的态度和动机的综合型模式（内在/外在/融合型动机intrinsic/extrinsic/integrative orientation and motivation）。这一模式比较好的解决了外语学习和第二语言习得态度，动机和语言水平的相互促进的关系。

高一虹等（2003）认为，中国有关外语学习动机的实证研究，也大多循着经典及扩展模式的路子，探索动机对学习成绩的促进作用， 以及动机与其他影响成绩的学习者因素之间的关系（石永珍 2000，王慧莉 2000，王湘玲等 2002，文秋芳等 1996，文秋芳 2001，吴一安等 1993，杨国俊 2002，张文鹏 1998）。有人认为其中一些 因素（如“融合型动机”）不大符合我国的情况，也有人提出“证书型动机”是中国学生的主要动机（华惠芳 1998， 石永珍 2000），但还缺少系统的、大范围的实证材料支持。为此，高一虹等（2003）采取问卷的方法考察了中国大学本科生英语学习的动机类型。因子分析得出七种动机类型，分别是：内在兴趣动机、成绩动机、 出国动机、学习情境动机、社会责任动机、个人发展动机和信息媒介动机。多元方差分析表明，专业和英语水平对学习动机有显著影响。此外，专业与英语水平、年级与英语水平有交互作用。国内最新的研究成果支持了高一虹等（2003）的调查结论（如杜兴福 2004，彭永华 2004， 杨小虎，丁任伦 2004， 汤闻励2005， Zeng 2006，饶振辉，雷春华 2006，葛炳芳2006）。我认为，高一虹等（2003）的调查是目前国内外对中国人英语学习动机实证研究最全面，最系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

但我国的外语学习动机研究还存在着一些局限：（1）研究的层次不均衡，研究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群体的较多，而对中小学生这一学习英语人数最多的群体研究较少；（2）多采用国外学者编制的量表，用国内教学大纲、课程标准作为依据的较少；（3）研究汉族的较多，以少数民族学生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尚少。

中国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是一种三语学现象(trilingualism)，即先掌握母语，后通汉语，再学英语。西方国家对三语教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但对少数民族英语学习（作为外语）几乎是空白。而国内研究刚刚起步，代表作有西南师范大学的“全国初中英语教学调查与研究”（张正东，陈治安，1997）；“全国高中英语教学调查与研究”（张正东，陈治安，李力，2001）；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外语习得研究”（李丹河等，2002）；“少数民族地区中学英语课程建设研究”（李少伶，原一川，2003）；“母语文化对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英语习得的影响—以滇西民族地区为例”（李强，2005）；“少数民族大学生英语学习模式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杨红艳，2006）。近来，一些学者和教师也对少数民族大中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进行了探讨（Wu 2003; 吴霞，古丽扎•塔力甫 2004；张焱，任晔，安胜昔，姜轶群，2004; Liu, 2004; Yang, 2004; 张海津2005; 黄海滨2006； 胡德映，2007；Jia, 2007; Yu, 2007）。然而对少数民族学生英语学习的态度和动机以及同英语水平的关系的研究，还缺少系统的、大范围的实证材料支持，尚没有自下而上的、穷尽性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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